首页 > 历史

燕园我就不啊&洪子诚 | 燕园“三剑客”


钱理群先生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“学者”,愿意扩展成为一个“介入”的,对社会问题发言,并参与社会实践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他顽强地以言、行,以他的英雄主义,以他对历史,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(有限度的)乐观态度,让“乌托邦”继续成为动人的“诗

原标题:洪子诚 | 燕园“三剑客”

钱理群先生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“学者”,愿意扩展成为一个“介入”的,对社会问题发言,并参与社会实践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他顽强地以言、行,以他的英雄主义,以他对历史,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(有限度的)乐观态度,让“乌托邦”继续成为动人的“诗篇”。

陈平原则好像走向“学人”道路。不过,却也绝不是那种不问窗外事的学究式的皓首穷经。以“学术”来“依托”人间情怀,关切现实,是他选择的基本路径。而开拓、创新学术路向的那种“学术带头人”角色,更是他自觉的承担。

比较起来,黄子平要“边缘”得多。有点沉默,也有点诡秘。身居南方那座国际化,却绝对不是政治、学术中心的繁华都市。“边缘”是一种窘境,但也是一种选择,并经过自身的争取,成为一种优势位置。

本文摘自洪子诚教授文章《“边缘”阅读和写作 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黄子平》

洪子诚,1939年生,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。从事中国当代文学、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,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。主要著述有:《当代中国文学概观》(合著)、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《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(合著)、《当代文学概说》《1956:百花时代》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《问题与方法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》《材料与之注释》等。

80年代中期提出“ 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燕园“三剑客”, 90年代以来走着相近,但也不同的道路。

燕园“三剑客”,左起陈平原、钱理群、黄子平

钱理群先生时刻感到有无形的鞭子在驱赶、鞭打着他,他经常说“要赶紧做”,这来源于他内心紧迫的焦虑。他似乎有无尽的精力。文章、论著源源不断。奔走于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活动、会议,发表演讲。无时无刻、不屈不挠地发掘着、阐发着鲁迅,以为拯救社会颓败、重建国人崇高精神的思想之源。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,诸多社会、政治问题,中学语文教学改革,农村教育问题,以及近来对毛泽东的研究……都积极深入其中。

他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“学者”,愿意扩展成为一个“介入”的,对社会问题发言,并参与社会实践的“知识分子”。虽已高龄,却仍然“日夜兼程”(不是比喻意义上的)。在会议上,有时似乎已经睡着,但只要有紧要的问题、观点提出,立刻狮子般圆睁双眼,精神抖擞或反驳,或支持地激昂陈词。

曲折复杂的当代史,以及个人的经验告诉他,理想主义如何被专制、民粹崇拜、狂热的宗教、道德迷狂所纠缠,他对此保持高度警惕,但是,并不因此将理想,将启蒙精神如敝屣般委弃,作为与各种体制合流的自我辩护的理由。从这样的意义上,虽然他好像也有哈姆雷特附灵,但“本质上”其实是唐·吉诃德化身。他仍顽强地以言、行,以他的英雄主义,以他对历史,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(有限度的)乐观态度,让“乌托邦”继续成为动人的“诗篇”。

钱理群,一生裁为四截。前二十一年,算是入世前的准备,1939年出生重庆,在南京读小学、中学,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;中间十八年,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,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;1978年重返北京,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、同代友人一起,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,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;2002年退休后五年,又回归中学和贵州,关注语文教育、西部农村教育、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,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。八十载的生命,和两个空间——贵州与北大,一个群体——中国的年轻人,建立了血肉的联系,其主要连接纽带,则是鲁迅。

陈平原则好像走向“学人”道路。90年代初和朋友创办很有影响的《学人》杂志,提倡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(并主编文学史和学术史丛书),强调“学术规范”,都说明这一点。在90年代思想、学术分化中,这有时被看做是一种“退却”。不过,却也绝不是那种不问窗外事的学究式的皓首穷经。以“学术”来“依托”人间情怀,关切现实,是他选择的基本路径。而开拓、创新学术路向的那种“学术带头人”角色,更是他自觉的承担。小说叙事方式转型研究,近现代学术史的梳理,武侠等现代通俗小说类型研究,大学体制的问题,中国现代化进程中“晚清”的位置……以及方法上“触摸历史”等的提出,都在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。

在“组织”学术“生产”上他似乎有更大抱负,但有些时候质疑“正统”的坚持异见,桀骜不驯,自然不能获得掌权者的欢心:这在他任职的,具有“科学、民主”传统的学校,也不例外。2009年春天,他被委任为北大中文系主任,对此,严家炎先生感慨道:“已经晚了十年!”行动思维言语,透着潮州人的精明敏捷,但较少潮州人的狡黠算计。讲话并不抑扬顿挫,追求“卖点”,却直接尖锐,少有虚言铺垫,有时也让人搁不住面子,下不来台。组织会议,举办活动,从不以高低(官职)贵贱(财富)为序,从不请各级官员坐主席台来光耀门面,而知名学者与在学学子也享有同等的发表见解、争论辩驳的权利。眼界甚高,轻易不会说前辈、同辈学人的好话,更不要说学生;即使是前贤、师辈,也遵循先明事理,后讲长幼的立场。

陈平原,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。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,1984年于中大获文学硕士学位,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,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。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、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。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、中国小说史、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。代表作有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、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、《触摸历史--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》(与夏晓虹合作)、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、《中华文化通志·散文小说志》、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、《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》等。

不过也不总是板着面孔、咄咄逼人,天真可爱之处也随处可见。90年代末某年初冬,北大出版社在蓟县长城脚下的宾馆召开选题会议,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。他提议在清晨日出之前去爬长城。我觉得正午、傍晚都已登过了,不大想去。他坚持说时间、光线不同,情形会有很大差异。我不想被他看做是个没有情趣的俗人,只好天没亮就跟着他在寒风中簌簌发抖。在蓟县的两天里,他晚上都要在服务台给“夏君”打一个钟点电话(那时还没有流行手机),从会议议题,发言情况,到一日三餐饭菜花样品种一一汇报,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唏嘘感动不已。潇洒的日子,既有现代“小资”的情调,也充满传统“士大夫”的趣味:上任之后在中文系组织的定期学术活动,起的名字既不是“研讨”、“座谈”,也不是“沙龙”,却是学术“清议”。

此书收入《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》的论文,和三人的对话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的小书,只有 128页,九万余字。

此书为 1988年人文版的重刊本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。距人文版有 15年。陈平原在本书“小引”中,回顾 15年前他们三人于燕园切磋学问时合力奋进,“生气淋漓”,“果敢决绝”的精神状态,说“不过几年光景,可物换星移,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,志气与稚气”了。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的先锋,化身为庄重,厚实的学者教授,这也是人世间不可逆的定律。

比较起来,黄子平要“边缘”得多。有点沉默,也有点诡秘。身居南方那座国际化,却绝对不是政治、学术中心的繁华都市。“边缘”是一种窘境,但也是一种选择,并经过自身的争取,成为一种优势位置。不管是从“物理”角度,还是心灵方面,他这些年多少经历了他所说的“流动”。流动“除了彷徨,苦痛,格格不入”,也有“正面”之处:这就是“多重参照的视觉带来‘惊奇’”。十几二十年来的著作,除《革命·历史·小说》与《边缘阅读》外,就是出版于 80年代的《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),和一本薄薄的随笔集《文学的“意思”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)。

这个情况,他自己解释说,生活的辗转,“身心二境的无法沉潜”,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他任职学校工作的繁重,也应该是另一方面。但也许又是一种慎重和矜持,并由此转化的“文体”态度。在他那里,“文体”与“人生”之间本难区分。在评说某一作家的文章里他说,“要写得简单而不贫乏,沉稳老实而又并不犬儒自卑,真的很难,很难”。“很难”两字做这样的重叠、强调,这种表达方式在他很少见。当然,由于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,期待“一鸣惊人”,就出言谨慎,惜墨如金。这种保持写作、发言所具有的震惊效果,既来自厌弃人云亦云,平庸委琐,追求创新的动力,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颇为沉重的心理负担。

黄子平,广东梅县人,1949年生。高中毕业后,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。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。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。论著有《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》、《文学的意思》、《幸存者的文学》、《革命‧历史‧小说》、《边缘阅读》、《害怕写作》及《远去的文学时代》、《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》等。参与编著《文化:中国与世界》丛书、《漫说文化》丛书、《中国小说》年选以及《香港散文典藏》。

但是,也还有更重要的方面,就是对于写作、“对于‘言说’的深刻怀疑与警惕”,包括对写作与权力的复杂关系的认识。《革命·历史·小说》的第十章是“灰阑的叙述”,讨论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《肥土镇灰阑记》。虽然放在书的最后,写作时间上其实最早。西西在这个故事里,携带着她所处的历史时空向那个古老的故事提出质询。她改写了《灰阑记》,让在过去的文本(李行道的,布莱希特的……)中那个没有一句台词,立于灰阑中被争夺的孩子开口说话,让“弱小者”发出声音。黄子平认为,西西让马寿郎做出“灰阑的叙述”意义重大:这是“对沉默的征服,是对解释权的争夺,是凭借了无数‘参考书目’和人生体验,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”。因为西西倾向于认为弱小者的叙述具有“较大的可信性”,因此,“她捕捉、倾听这些微弱的声音,用来作为那些由‘高音喇叭’发布的言辞必不可缺的‘诠注’”。

西西,原名张彦,广东中山人。1938年生于上海,1950年定居香港,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,曾任教职,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,为香港《素叶文学》同人。著作极丰,出版有诗集、散文、长短篇小说等近三十种。1983年,短篇小说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。1992年,她的长篇小说《哀悼乳房》名列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开卷十大好书。1999年,长篇小说《我城》被《亚洲周刊》评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。2005年,继王安忆、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,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《飞毡》。2009年,《我的乔治亚》、《看房子》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。

可是,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,另一种怀疑也随之而生:在这喧嚣嘈杂的世界上,这些“灰阑”中微弱的话语谁能听到?谁愿意倾听它们?谁愿意肯定它们自有不容忽视的价值?更为令人困惑的,是“无往而非灰阑”的这一事实。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历史的编剧、导演或观众,或只是身不由己的渺小的‘角色’?”不过,西西和黄子平都没有因此放弃信心,言说、叙述、写作,就是挣脱“灰阑”的拘囿,渡向对岸的“羊皮筏子”,就是面对现代生活的荒诞、焦虑、恐惧的一种方式。

一方面,“身在灰阑之中,则试图倾听异时异地的灰阑中的声音(无论多么遥远而微弱),以观照自身的生存境况”,同时,“也似乎因自己的叙述汇入这些声音而(在想象中)‘挣出’了灰阑……”与钱理群的坚定的英雄主义相比,这看起来有些“低沉”,有些“悲观”,不过,也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必要补充。有了上述的怀疑,有了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,也就有了“限度”的意识,事物不再看的那么绝对,对自身力量的估计也不再那么膨胀。因而,叙述也就“不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大叫”,更大可能的,“是理智的,温婉的,满怀期望又无可奈何的”。在黄子平看来,“大声疾呼显得滑稽;智性而温婉的话语,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”。这也就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人生的,和文体形态的特征的概括。

问题也许不在文字的多少。“宏观研究”、“深刻的片面”、“革命历史小说”等概念和问题的提出,“边缘阅读”策略的运用,有关人的困境和“挣脱”这一困境的思考,与钱、陈二君的“ 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论述框架,连同“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”的难登大雅之堂,却仍经常在大雅之堂征引的名言——这一切,似乎都已经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“遗产”了。那么,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?

end

钱理群 洪子诚 主编

2019年5月版

视野丛书:黄子平特辑《文本及其不满》

即将问世,敬请期待!

责任编辑:
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公社网立场,转载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gongshe9.com/history/1540745.html